《茶馆》
老舍（188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著名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20、30年代，老舍以小说创作驰名文坛，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抗战爆发后，他着力于戏剧和通俗文艺的创作，先后推出《残雾》、《面子问题》等剧本，积极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老舍赴美讲学和创作，1949年应周恩来总理的感召回国，出身贫苦的老舍目睹感受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遂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去，日以继夜地工作，创作的话剧、歌剧、曲剧和改编京剧共有25本之多，其中《龙须沟》（1951）、《西望长安》（1956）、《茶馆》（1957）、《女店员》（1959）、《全家福》（1959）等话剧作品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功演出，对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老舍也因勤奋的创作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57年，老舍带着新创作的剧本《人民代表》到北京人艺征求意见，导演和演员对剧本提出了中肯批评意见的同时，对其中的一场反映老北京社会风貌“茶馆戏”产生了浓厚兴趣。老舍虚心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否定了原剧本的整体构思，立足那场“茶馆戏”，重新构思，采用解剖横断面的方法，以三幕戏，区区三万字埋葬了三个旧时代，其内涵之宽广、寓意之深隧、构思之精巧均堪称当代话剧的经典之作。
《茶馆》展示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近50年里中国的风云变幻史。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其历史特征是：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中国由封建的老大帝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人民不断觉醒、掀起反帝反封斗争的滔天巨浪。要在小小的舞台上，极其有限的时空里表现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实在不是一桩易事。老舍匠心独运，分别选取了戊戌变法后的晚清末年、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三个颇具典型性的时代，以点带面，窥一斑而见全貌，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其出色的艺术概括力不能不令人叹服。
《茶馆》独特的艺术运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茶馆的特殊性，以小说笔法勾勒社会人生世相，点面结合，侧面透露时代的风云变幻。茶馆是一个三教九流，社会各色人等聚集的绝佳场所。老舍从小就十分熟悉“裕泰大茶馆”，他说过“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不就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把抽象的时代风云变幻集中到一个具相的茶馆兴衰中加以展示，小茶馆大社会，一种开放式的结构由此营构成功。开放的茶馆中活动着各色人物，这无形之中又给戏剧结构的统一性造成了困难。老舍设计了茶馆掌柜王利发、满怀抱负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由旗人沦为普通劳动者的常四爷等三位主要人物，由他们贯穿全剧，若干次要人物子承父业，如老（小）刘麻子、唐铁嘴、二德子等，加上其他的人物，《茶馆》出场的各行各业人物达几十位，在舞台上拉开了一幅老北京多姿多彩的人情世态的“浮世绘”。三位正面人物分别走了三条道路：秦仲义的实业救国，常四爷的奋起反抗、王掌柜的逆来顺受，到头来，三条道路在那个黑暗的世道里都难以走通。而子承父业的反面人物，却变本加厉，越发无耻，过得比父辈更为“风光”。富于对比色彩的“人像展览”，生动地揭示出旧中国腐朽、罪恶、吃人的本质。
二是悲剧中穿插喜剧元素，充分展示特定时代社会的黑暗残酷与荒谬丑恶，从而有效地拓展戏剧内涵的历史容量。《茶馆》三幕戏的贯穿经线是裕泰大茶馆由兴到衰的变迁，在这条主线上穿插交织着三个时代里各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黑暗腐朽的本质决定了正义善良的人们生活越过越艰难，反动势力的各色人物却越过越张狂。从根本上讲，《茶馆》是一出悲剧，第三幕接近尾声处，三位贯穿人物自己为自己撒纸钱送葬的戏剧场面，具有强烈的悲剧审美震撼力，也把全剧的悲剧内蕴推向顶峰。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老舍在三幕戏中分别插入了一个充满笑料的小故事。第一幕是太监买媳妇，第二幕是两个逃兵想合娶一个老婆，第三幕是小刘麻子勾结国民党接受大员沈处长筹办所谓的“妓女拖拉斯”。这些充满荒诞气息的小故事却有着真实可靠的时代社会背景，它们给整出戏带来了讽刺性的笑声。秦二爷、常四爷、王掌柜、康顺子等人物的悲剧命运正映证了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定义，即“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而类似庞太监卖媳妇这样的小插曲则恰好又映证了鲁迅先生关于喜剧的定义，即“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茶馆》戏剧情节设计中悲喜剧因素相互穿插，从正反两个方向艺术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黑暗残酷与荒谬丑恶，造成对比相生的戏剧审美效果，让观众在讥讽的笑声中辩明反动旧势力的丑恶嘴脸，在同情的泪水中认清那个吃人的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大趋势。
《茶馆》在当代戏剧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可谓一波三折。1957年《茶馆》首次公演后，虽然受到广大戏剧观众的欢迎，却也受到当时“左”的批评思潮的挑剔，被戴上“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大帽子。直到1979年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在老舍80诞辰的纪念活动中，人们才重新认识了《茶馆》的思想艺术价值。而1980年《茶馆》在西欧的演出获得重大成功，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则更加确定了它在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并对后来的话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艺术影响。（推荐人：高侠 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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